近年来,全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领域对社交媒体的关注持续升温,多国密集出台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未成年人社交媒体治理成为全球热点议题,亟须系统研究。通过梳理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影响的学理基础,研判各国治理模式的差异及其深层原因,有助于更加审慎地看待社交媒体禁令,进而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实际需求,理解适配我国国情的治理路径。
学理基础: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复杂多元
为系统把握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及其影响,本研究全面检索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相关学术文献。整体而言,伴随社交媒体在未成年人中的日益普及,与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影响相关的研究也持续升温,其数量大、议题广,关注热点不断演进。2003年至2010年间,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尚未兴盛,研究主要关注对未成年人身体健康的影响;2011年至2019年间,智能手机与社交媒体深度嵌入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研究从身体层面向心理层面扩展,关注点从极端后果向普遍性心理困扰下沉;2020年至今,在延续对心理健康关注的基础上,研究聚焦于更具体、更具指向性的中介路径与特定群体。
现有研究表明,社交媒体已成为未成年人认知外部世界、构建身份认同、习得社会规范的重要渠道。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影响高度依赖于使用类型、使用情境、使用方式、使用动机和个体差异,简单的“有害论”或“有益论”均难以全面概括其复杂性。
研究者还注意到,该领域的研究绝非静止、简单的单向关系探究,而应将研究置于更广的空间维度和更长的时间维度上考量。目前,关于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及其影响的研究格局仍存在显著的地理不平衡性,发文量前十的国家中,除中国与巴西外,均为高收入英语国家或西欧发达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学术贡献仍然有限。美国发文量高居榜首,构成该研究领域的学术中心,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等英语国家紧随其后;西班牙、意大利、德国、荷兰等欧洲发达国家构成代表欧盟的学术集群。因此,我国学界、政府及公众在讨论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时,需谨慎解读这类基于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与未成年人群体而形成的研究结论,不能只关注结论本身而忽视其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更不能简单地将西方研究结论照搬到我国。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巴西分别跻身发文量第五位和第十位,表明新兴经济体已开始在该领域发出自己的学术声音。鉴于我国社交媒体的发展实际,学界应加强本土研究积累,不断提升网络空间治理的国际话语权,为世界提供更多基于中国实践和经验的研究成果。
政策比较:未成年人社交媒体治理存在区域国别差异
基于上述学理分析,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及其影响需要关注社会文化语境。从世界范围来看,不同国家和地区基于不同的制度环境与社会文化传统,形成了既有共性又各具特色的治理模式。本文通过横向多维度比较分析发现,各国治理模式差异的底层原因是产业发展、治理能力与政治因素的多重博弈。
从产业发展看,本土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因具备相应的网络空间治理技术和经验,更倾向于温和或精细化的监管;而由外资平台主导的国家则倾向于推行强制性的禁令式管控。例如,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互联网市场几乎由国际平台主导,本土社交平台微乎其微。这些国家对外资平台采取严格监管与强约束措施,政策出台快、执行力度大,体现出强化本国网络空间治理、维护数字主权与监管自主性的政策导向。
从治理能力看,不同国家的网络空间治理技术水平也影响其监管模式的选择。具备更加先进网络空间治理技术的国家倾向于采用更为精细化的设计准则和技术标准,较少选择简单、极端的禁令式管控;而数字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治理能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则因缺乏精准化治理工具、无力承担精细化监管的技术成本等原因而倾向于选择禁令式管控。例如,澳大利亚的数字市场主要由跨国企业主导,缺乏与产业生态深度互动、共同制定规则的能力与经验,导致网络空间治理手段相对单一被动,因而更倾向于以事后高额罚款为主的反应式监管。
不同国家的社交媒体管控也受到一些政治因素的影响,如换届、领导人态度、选票、民众呼声等,都可能影响到是否出台禁令以及以怎样的力度推行。例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英国的禁令动向均伴随选举同期的舆论压力,其背后反映出政党为迎合主流民意、争取家长群体选民的倾向。
案例剖析:澳大利亚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挑战重重
2025年12月,澳大利亚率先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实施社交媒体禁令,成为全球首个正式实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专项禁令的国家。其社会舆论争议度高、政策周期相对完整,具备典型案例研判价值。从媒体报道、公众讨论和初步实施效果看,澳大利亚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以下简称“禁令”)的核心争议并不在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是否必要,而在于“全面禁止”这一政策工具能否有效、适度且可持续地实现保护目标。
从媒体报道看,禁令呈现出“本土媒体相对支持、国际媒体总体审慎、实施阶段批评上升”的基本特征。禁令在提出初期主要凭借未成年人保护、平台责任形成政策正当性,但随着监管细则制定和正式实施,舆论关注逐渐转向年龄识别、平台合规、隐私保护、账号处置、用户规避和政策效果等执行性问题。这一变化表明,刚性的年龄禁令在政策提出初期容易形成较强的价值动员效果,但在进入实施环节后,其治理成本和衍生风险会逐步显现。
从公众讨论看,公众对禁令以统一年龄门槛替代家庭、学校和平台协同治理的方式存在疑虑,并对技术绕过、替代平台迁移和风险隐蔽化保持较高警惕。
从初步实施效果看,禁令首先改变的是社交平台上可检测的账号状态,而不是未成年人真实的线上社交需求和使用行为。美国芝加哥大学2026年4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禁令实施4个月后,14~15岁受禁令影响的未成年人合规率约为27%,远低于预期的阈值,多数人仍在使用受限平台;禁令实施后,规避工具和替代平台出现上升迹象,呈现“部分账号残留、小平台迁移、消息服务替代和技术规避并存”的复合过程。禁令表面上减少了未成年人在主流社交平台上的账号和活动,实际上却可能将其推向更分散、更隐蔽、更难识别和更难干预的灰色空间。
可见,该政策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为出发点,试图通过年龄门槛和平台合规义务强化保护效果,但实施过程不可避免地面临三重张力。一是保护目标与执行能力之间的张力,即年龄识别、账号限制和平台审核能否准确、稳定、低成本落实;二是监管强化与权利保护之间的张力,即年龄验证和身份识别是否会带来隐私、数据安全和数字权利方面的新风险;三是平台限制与行为迁移之间的张力,即未成年人的线上社交需求不会因禁令而消失,反而可能通过虚拟专用网络(VPN)、虚假年龄、家长账号、替代平台、游戏社交或加密通信等方式转入更隐蔽、更难监管的空间。
综合研判:从粗放禁令走向精准治理
比较多国的规制政策并深入剖析澳大利亚的治理现状,目的在于警惕将复杂治理问题简化为单一年龄的准入问题。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风险并非仅由“是否接入平台”决定,而是与平台功能设计、算法推荐机制、内容生态、商业诱导、同伴互动、家长陪伴、学校教育和未成年人自我管理能力等多重因素交织相关。若简单采取“一禁了之”的刚性路径,可能在短期内降低未成年人对社交平台的可见访问,却难以真正满足其线上社交、娱乐、表达和信息获取等需求,也难以触及沉迷诱导、不良内容、陌生人社交、隐私泄露和过度消费等具体风险的发生机制。
全球未成年人社交媒体治理需要从粗放禁令走向精准治理,有效的监管必须是分级分类、技术可行、隐私友好的,能够清晰落实各方主体责任,并依托有力的监管机构保障执行,这就需要构建科学、系统的治理体系。
研究国际上不同的治理模式,更坚定了中国构建适配本国国情、长效可持续的精准化治理模式,向世界宣介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平衡保护与发展的中国方案的决心。中国已形成相对完整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基础,包括未成年人模式、防沉迷机制、平台实名制等,治理逻辑与禁令模式存在本质差异。中国方案探索的重点,是在既有制度框架内提升治理精度和执行效能,推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从“入口限制”转向“全过程、分场景、可验证”的综合治理。真正有效的保护,必须建立在精细化的制度设计、本土化的技术能力、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以及对未成年人主体性的尊重之上。这既是中国方案,也应成为全球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