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随着美以伊冲突加剧，战事严重危及中东地区安全稳定，冲击全球经济、能源和航道安全。残酷的现实再一次警醒世人：护佑生息的犁，必须紧握手中的剑，永葆居安思危的战略清醒。
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警钟长鸣。习主席曾指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只有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做好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准备，夯实军事斗争准备，才能牢牢掌握主动权，推动“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
“居安思危”深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是中华文明5000多年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从辩证法角度看，安与危、治与乱，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矛盾统一体。《周易》有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道德经》主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孟子指出“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这些都体现了居安思危的治理理念。
历史实践反复证明，当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沉迷于歌舞升平，其抵御风险的能力便会在不知不觉中退化。晚清时期社会百病丛生，上层社会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诗人黄景仁却早已察觉到“忧患潜从物外知”。遗憾的是，当时从上到下对这种“物外之知”缺乏应有的敬畏与警醒，最终导致被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当年，邹韬奋先生曾在九一八事变后痛心疾首地质问：“他们处心积虑侵略东北，在实际上做准备工夫者近三十年，我们在此三十年中曾经有何自救的准备？”看不到承平下的危机是最大的危机，这是历史的镜鉴。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冲突此起彼伏、激烈尖锐，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的阴影在一些地区徘徊和游荡，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人们一度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间的相互依存能够有效地消弭矛盾和遏制冲突。但客观现实却是，某些国家为了维护霸权地位，大肆鼓吹“脱钩断链”，构筑“小院高墙”，世界被重新拖入大国博弈的漩涡。必须清醒认识到，当下的“危”，早已不局限于金戈铁马。在科技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依然存在，如果仅满足于现有的成绩而放松了自主创新的紧迫感，就可能在未来的科技竞争中掉队落伍，进而失去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权。在网络、金融、能源和安全等领域，各种风险如同暗礁，稍有不慎便可能撞击经济巨轮，且这些风险具有极强的传导性，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身处变乱交织的时代，如果缺乏忧患意识，就意味着在战略博弈中主动缴械。
“思危”的自觉性往往能激发机体潜能，催生变革图强的内生动力。它要求我们在顺境中预见逆境的必然性，在成就面前看到问题的隐蔽性，在平顺之中识别危机的先兆性。“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正是居安思危这一传统智慧的时代体现。只有以内部发展的确定性才能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发展是安全的基础，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2025年我国GDP首次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这是我们有底气应对惊涛骇浪的物质基础。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大”并不等同于“强”，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等关键领域，我们仍存在着短板弱项，必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夯实保障国家安全的物质技术基础。此外，我们还需培育全民族的忧患意识。梁启超先生在《忧国与爱国》一文中曾指出：“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这种因爱生忧、因忧图强的责任感和担当感，是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重要来源。对于社会大众而言，需时刻审视“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既要有防止“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清醒，也要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远见，不盲目乐观，不随波逐流，集中精力做好当下的事情，为国家安全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征程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接近目标，越要警惕“黑天鹅”“灰犀牛”的突袭与变故。唯有永葆居安思危的战略清醒，做到常怀远虑，既勇于斗争也善于斗争，方能在世界变局中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