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开放。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深刻认识我国面临的风险挑战，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新安全格局，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为什么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更加重视安全？
发展和安全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课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环境下，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更加重视安全，有其深刻的国内背景和国际背景。
更加重视安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抉择。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不同，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政治渗透、军事围堵、科技封锁、脱钩断链、贸易施压、金融霸权等战略遏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始终把国家安全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来把握”，“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对外开放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只有更加重视安全，才能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
更加重视安全是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必然选择。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局部地区战争频发、世界经济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气候变化影响深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既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也有来自自然界的，既有传统的也有非传统的，‘黑天鹅’、‘灰犀牛’还会不期而至”。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服务贸易国，第二大外资流入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无论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是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都前所未有。只有更加重视外部安全环境变化对中国的风险挑战，才能以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更加重视安全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度型开放。与制造业对外开放不同，有序推进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意味着开放对国家安全的要求从产品安全、食品安全、能源安全、资源安全扩展到数据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文化安全、生命安全、生物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新领域。只有更加重视新的安全形态，防患于未然，才能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稳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更加重视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没有安全就谈不上发展，没有高水平安全就无法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只有更加重视安全，才能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哪些风险挑战？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快发展、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世界经济格局东升西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等，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实施的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更大范围的开放面临地缘政治经济冲突加剧风险。更大范围的开放，旨在扩大国际市场空间，对内从沿海向内陆、沿边延伸，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对外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5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紧张局势加剧，在未来两年内可能是主要风险。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供应链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加剧了世界经济的风险和不稳定性，增加了“一带一路”项目推进难度和建设成本。美国政府以高关税为工具，实行面向欧盟、中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增强了地缘经济对抗风险，全球贸易和投资面临下行压力。特别是美国建立国际联盟，对华实行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和投资安全审查，我国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提升全球资源配置效率，受到西方大国在岸、近岸、友岸外包政策和供应链“去中国化”“去风险化”的限制，更大范围的开放面临地缘政治经济冲突加剧的风险。
更宽领域的开放面临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更宽领域的开放，主要是扩大开放的产业范围，从制造业扩展到服务业，旨在以开放促创新促发展。与传统制造业开放不同，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服务业对外开放等更宽领域开放将面临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从制造业来看，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重点引进高技术领域外商投资，可能面临关键核心技术被外资控制、关键产业被外资锁定价值链低端、外资大规模转移引发供应链安全等风险。从服务业来看，放宽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电信等领域外资市场准入限制，可能面临金融安全、文化安全、医疗数据与隐私泄露、意识形态安全等风险。
更深层次的开放面临技术安全和网络安全风险。更深层次的开放，主要是深化要素市场开放，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要素流动型开放从低端的劳动力、资本、技术向高端的高技能人才、金融资本、高技术、数据等领域纵深推进，旨在推动生产要素流动自由化便利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旨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由AI生成的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引发的伦理和社会风险、AI技术广泛运用致使隐私和数据泄露的数据安全风险、AI快速替代人类导致大规模结构性失业引发的就业风险、AI系统失控和数字监管缺位引发的网络安全风险等，已被《2025年全球风险报告》等列入重要风险。目前网络安全已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系统性问题。2025年，随着AI在我国的迅猛发展、应用和普及，更深层次开放面临的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风险值得高度关注。而面对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对华高标准设限，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度型开放中，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加快建立和完善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相匹配的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仍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三、如何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开放。以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思想指导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实践，必须紧扣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安全、促合作，以高水平经贸安全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水平经贸安全，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自身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高质量发展是高水平安全的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毫不动摇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应该是科学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想，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才能全面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才能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雄厚物质基础”。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把握数字化绿色化机遇的开放。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应把握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以开放促创新，全面提升抵御风险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有序推进电信互联网开放、数据跨境流动，推动创新要素在华积聚，促进内外资企业扩大国际科技合作，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实行技术创新；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动高水平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创新；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激发各类所有制企业的活力，促进商业模式创新。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涉外安全体制机制建设，提升监管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度型开放。应对高水平对外开放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应以开放促改革，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完善涉外安全体制机制。要加快完善海外投资安全体系，构建海外投资风险评估机制、预警机制、防控机制和安全保障体系，建立海外利益保护联动机制、信息服务和法律服务保障机制，完善领事保护工作机制；加快完善对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关键数据、重要农产品、重大装备制造、重要文化产品与服务、重要金融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的投资安全审查，提高投资安全审查的精准性、协同性和有效性；加快建立和完善数据安全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强化数据跨境流动的事中事后监管，加快人工智能立法，建立风险分级的监管体系；应对供应链安全风险，建立关键产业链、关键原材料供应链中断的预警系统、储备体系、复原体系，增强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构建以供应链安全为核心的协调机制和组织架构。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新安全格局，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只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夯实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才能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胜利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形成内外联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应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破除影响人才、技术、资本、数据等高端资源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打通双循环堵点；以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抓手，促进创新要素高效流动，高端要素协同配置，提升双循环质量；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协定，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拓展双循环市场空间；以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为重心，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强化双循环韧性。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增强抵御全球共同风险的能力。现代安全风险呈现系统性、全球性、复合性等特点。系统性体现在牵一发而动全身，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环境等各类风险高度关联，一个领域的风险往往会快速传导，引发其他领域风险。全球性体现在一损俱损，自然灾害、地缘政治冲突、经济危机冲击深度互联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危机从单一国家或地区迅速波及全球。复合性体现在“黑天鹅”与“灰犀牛”并存，难以预料的小概率极端事件和大概率被忽视的风险叠加引发系统性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充满希望。同时，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共同应对。”人类是相互依存、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合作共赢的开放。增强抵御全球共同风险的能力，应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强化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合作，参与全球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安全、贸易投资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国际安全治理，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构建“一带一路”安全国际合作机制，加强对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和人员安全保障，共同应对地缘政治、债务危机等风险挑战；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优化战略资源、关键中间产品、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布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